法律保证公民言论自由，应该包括开玩笑、说瞎话的自由，只要这个瞎话不涉及诽谤他人、制造社会动荡。
个人认为造谣入罪应该有两个前提条件，一个是主观恶意，一个是造成恶果。
封嘴带来封城之痛：必须取消以造谣抓人的恶法
马贺安/文
本来，不想问武汉那8个“造谣”被抓的事儿了。
封嘴8人的结果，导致今天的封城，近2000万人困于危境，（截止发稿）800多例确认，27人死亡，波及全国，波及世界。
事情都闹到这份上了，又传出青岛公安，仍然在抓“造谣者”！笔者就不能不说说了：这一恶法，不坚决取消，就会一直害人下去。
因为声称“青岛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携带者”，所以就被拘留。剧情与1月1日的武汉八君子，一模一样。
从法律上讲，由公安来认定“是不是造谣”，“扰乱社会秩序”，本身就是违法行政。
行政处罚，必须考虑一个重要原则，叫做“举证责任倒置”。
一旦被行政拘留，当事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，要求撤销。这就涉及到：违法与否，谁来举证？
在民事诉讼中，原则是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。你说被告违法，举证责任在你，而不是被告。
而在控告行政机关，包括控告公安时，你作为原告，就不用举证了，举证责任在被告！行政机关说不清自己合法，那就败诉！
这就是举证责任倒置。
按理说，如果有人声称：某某地发现疫情，你公安机关是如何认定人家造谣的？
因为举证责任倒置，所以，你公安在认定人家是造谣前，应当先能证明：1100万的武汉人，920万青岛人，没有一人发病，你才能说人家是造谣！
请问：你们对这2000万人进行筛查了吗？你公安机关有这个专业能力，来认定这件事吗？！
如果没有，你说人家扰乱社会秩序，才是造谣，甚至是构陷！
武汉的事情，已经证明处理的非法与可怕后果。青岛的，仍然在一条道跑到黑。
但我们也知道：这个锅，公安可能背的也委屈。他们越来越不像是法律的执行者，而是命令的执行者了。
当年，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初，公安作出的拘留决定后，也不能马上将人送给拘留所的：当事人有权打官司，最后只有公安胜了，拘留才可以执行。
因为行政诉讼法的出台，就是我们加入WTO承诺的产物：限制公权，以保护私人权利。那时大家还感到新鲜，执行起来一板一眼。
但现在，似乎雷厉风行了。
武汉的8人，是用800人感染，27人死亡的代价，证明了自己的清白。
这是何等的荒谬。
到底谁在违法，谁在犯罪？
目前的状态，已让人看到了封嘴的恶果。也看到了“让人说话”的重要。
好多年前，我看过社科院出的一本书，那个序言中有一句话，大意是：
凡是言论可以自由流动的，都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大饥荒。反之则是！
让人说话，社会就能及时发现问题。
封住嘴，草民也好，那什么也罢，最后都变成了盲人骑瞎马。
生活中，确实有人爱造谣的，怎么办？难道还没人管了？
当然要有人管。
谣言的问题，完全可以交给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解决。
有些谣言，很容易判断真假，比如说武汉卫健委一干部，在上海逃避检查的事情，一查就清楚了。如果真是谣言，那位卫健委的干部，可以提起名誉侵权诉讼。
但是，行政权力，还是别管这事儿吧。原因仍然是：谣言与真相，常常混在一起。行政权力举着大刀来，容易吓退谣言时，也吓跑了真相。
行政权力可以做表率：不撒谎，不造谣。
发现问题，赶紧承认，赶紧解决。
这就行了。
截止发稿，情况继续让人揪心地发展着。很多人说：如果在那8人发声时，不是抓人，而是马上解决8人反映的问题，情况不会这样糟糕。
让我们一起来呼吁：彻底取消以造谣而抓人的做法！
信息透明了，谣言就少了，大家也不会盲人骑瞎马了！
（作者马贺安，中国律师（北京、大连、墨尔本）。清华大学法律碩士，曾任檢察官。）
时代赋予了每个人言论自由的权利！这就是人权之一！
一个言论自由度较高、健康开放的社会，会对“批评”作尽可能宽松的解释，而对“抹黑”作严格的限定，宽容看待批评，而不会动辄将一种言论上升到“抹黑”的层面。因为抹黑是一个很重的定性、很大的帽子，甚至要上升到承担某种法律责任的地步，必须谨慎定义。动辄将批评定义为“抹黑”，会堵塞言路让人不敢说话。
“民意”在于“疏”，而不在于“堵”
“民主与自由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………”。
中国宪法35条规定：公民有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。